心理動力學的分析
廈門心理咨詢-德仁心心理咨詢機構(gòu)：心理動力學的分析
藥物是人類文化的一部分，人類使用藥物的歷史幾乎與人類的本身的歷史一樣長久。藥物的使用大約有兩個目的：一是對抗疾病和維持健康。用藥或者是因為健康的人體本身無法制造某些維持健康所需要的物質(zhì)，這些物質(zhì)需要從外界攝取，如維生素；或者是因為已經(jīng)不健康的身體需要某種物質(zhì)的幫助來恢復健康，如感染需要服用抗生素等。對抗疾病和維持健康是現(xiàn)實的操作和愿望。用藥的另一個目的是，藥物變成了某種具有神秘色彩的崇拜物，它的作用不再僅僅是對抗疾病和維持健康，而且還被寄希望于讓服藥者長生不死。古往今來，從古希臘的術(shù)士到魏晉時期的士大夫，從佛士德到中國各個朝代的帝王，服藥煉丹、追求永生，是他們生活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在使用藥物的兩個目的中，前一個總是浮在表面，后一個則隱藏在每一個服藥者的內(nèi)心深處。所以使用藥物既反映了我們對自身的先天缺陷（匱乏、疾病、衰老、死亡）的不滿，也包含了我們自己對自己的呵護與關(guān)愛。
在所有藥物中，精神藥物又有其特殊性。精神藥物可以對人的一切精神活動，如感知覺、思維、情緒、意志、自我認同甚至于智力狀態(tài)產(chǎn)生強大影響。由此立即就產(chǎn)生了一個問題：在一個人的精神活動產(chǎn)生了如此巨大的改變之后，從人格的層面來說，他還是他嗎？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一個具體的標準來判定一個人是否變得不是他自己了。這是一個藥物倫理學的終極問題，短期內(nèi)可能無法找到答案，因此目前藥物的研制和使用，總的來說還處在一種無序的狀態(tài)中。
九十年代初，百優(yōu)解在美國大量被用于臨床后（美國人口為兩億七千萬，服用百優(yōu)解的人數(shù)在一九九九年為兩千七百萬，占總?cè)丝诘氖种?，極其驚人），遭到了很多人尤其是宗教界人士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獲得愉快不能靠藥物，而應該靠對上帝的信仰。他們也許沒有意識到，他們這樣說是不知不覺地把上帝的作用與百優(yōu)解的作用等同起來了。兩者等同起來當然也沒有錯，精神藥物本來就有很強烈的宗教類的作用：它能改變一個人對世界的看法和對自己的看法，改變一個人的情緒和行為，宗教不也是如此嗎？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套用馬克思的一句話，“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也就是說，宗教是一種精神藥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藥物治療與非指導性的心理治療的原則是背道而馳的。所以若非確有必要，在心理治療的同時最好不要合并使用精神藥物。獲得愉快既可以不靠上帝，也可以不靠藥物，而可以靠我們對自己的更多的了解和對自己潛能的更多的挖掘。
不僅僅是在中國，也包括在七十年代起源于意大利的社會精神病學運動開始之前的歐洲和北美，在精神科一貫的傳統(tǒng)中，患者與治療師的關(guān)系就是癥狀和藥物的關(guān)系?；颊卟皇且粋€整體意義上的人，而是一個符號，一個帶有某種或者某幾種疾病癥狀的符號。這些癥狀就是這些患者的特征、身份，這些癥狀還決定了他們在醫(yī)患關(guān)系中所應該占據(jù)的位置，即被動的、服從的、有求于人的。在這一意義上，他們?nèi)急划惢癁榉侨恕Ｃ恳粋€精神分裂癥患者都是一個怪異的符號，每一個抑郁癥患者都是一個情緒低落的符號。他們其它方面的不同，如童年經(jīng)歷、家庭環(huán)境、現(xiàn)實處境、興趣愛好、人際關(guān)系、經(jīng)濟收入等等，全都被掩蓋在他們的癥狀之下。更為糟糕的是，無論在醫(yī)院還是在日常生活中，患者自己也認同了自己是一個疾病的符號，并且使疾病和與疾病有關(guān)的事件（如看醫(yī)生）成為了他們生活的中心。
在患者被異化的同時，治療師也不能幸免。他們被異化成了藥物或者藥物的載體。幾年以前，有很多醫(yī)生自嘲地稱自己為氯丙嗪醫(yī)生，現(xiàn)在他們也許該稱自己為維思通醫(yī)生了。醫(yī)患關(guān)系被簡化成藥物與癥狀的關(guān)系后，受到傷害的不僅僅是患者，而且還有醫(yī)生自己。在所有的職業(yè)中，精神科醫(yī)生的自殺率最高，就是這一異化導致的結(jié)果。我們可以說，自殺是他們對抗異化、重新成為人的最無奈的努力—-因為只有人才能夠自殺，藥物不能夠自殺，藥物的載體或者使用藥物的機器也不能夠。
在心理治療的關(guān)系中，治療師和患者都是展現(xiàn)的整個的人格。癥狀只是患者的人格的一部分。精神分析學派認為，人格結(jié)構(gòu)中的超我和本我發(fā)生沖突，自我又不能協(xié)調(diào)這一沖突，就產(chǎn)生了精神癥狀。所以對癥狀的考察，必須與對整個人格的考察結(jié)合起來。同樣地，在心理治療的關(guān)系中，因為對移情、反移情、阻抗的關(guān)注，治療師也不再顯得象一個只會使用藥物的機器。
是否使用藥物可能的影響因素有：在患者方面，如果病情太嚴重，如情緒極度抑郁，反復自殺，需要通過使用藥物迅速緩解癥狀；患者自己強烈要求用藥，也可能促使治療師使用藥物。我們也可以從移情和阻抗的角度來考察患者方面的因素對是否使用藥物的影響。藥物是患者能夠感受到的治療師對他的總體關(guān)注的一部分?；颊邔λ幬镏委煹囊缽男?，也是他對治療師移情的一部分。如果患者對治療師是正性移情，他多半會把是否使用藥物的決定交給治療師來作出。藥物是需要吞到肚里去的東西，它會在肚內(nèi)溶化，變成患者身體的一部分，或者說會對患者的身體和精神產(chǎn)生某種程度的影響?；颊叻昧四骋粋€治療師給他開的藥，意味著他同意把自己變成治療師所希望的那個樣子。在童年的時候，我們都希望成為父親希望我們成為的那個樣子，或者干脆成為父親那個樣子。在患者順從地服藥的時候，他在心中是把治療師當成了自己的父親。從阻抗的角度看，在精神分析治療中，一切可以使患者逃避探索自己內(nèi)心世界所引起的痛苦的因素都可以稱之為阻抗。精神藥物質(zhì)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癥狀，而不能消除引起癥狀的內(nèi)心沖突，所以患者輕易地同意使用藥物或者強烈要求使用藥物，都可能是不愿意面對內(nèi)心沖突的表現(xiàn)，也就是說是阻抗的表現(xiàn)。
在患者對治療師負性移情的時候，情況會變得比較復雜。一種情形是，他會覺得治療師讓他服藥是拒絕他的一種手段。他心里想的是：你已經(jīng)厭煩我了，不愿意跟我談話了，你想通過幾顆藥就把我打發(fā)了。如果是在治療開始了若干次以后再用藥，他甚至會懷疑治療師不一開始就用藥的原因是想多賺幾次治療費。另一種情形是，患者會把用藥與治療師的心理治療水平的低下聯(lián)系起來，也就是說，他會認為治療師是沒有能力通過談話治好他的病，所以才使用藥物。還有一種情形，患者對是否用藥過分無所謂，那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一種被動攻擊，他潛意識里的意思是：你說怎樣就怎樣，我看你能把我怎樣，反正一切責任由你承擔。
在治療師方面，可能影響使用藥物的因素有：第一，治療師對自己心理治療能力的估計。在估計過低時，會傾向于使用藥物。第二，治療師的專業(yè)信念。如果他受生物學派的影響超過非生物學派，那他使用藥物的可能性要比較大一些。第三，從反移情角度來說，治療師對自己不喜歡的患者使用藥物的可能性要比對他喜歡的患者大得多，正像某些患者能夠感受到的，治療師是用藥物把患者拒之于千里之外。我們可以把這種情形稱為“報復性用藥”，這也可以是治療師“見諸行動”（acting out）的一種類型。
由于精神藥物種類繁多、價格上也有巨大差異，所以使用何種藥物也能夠反映治療關(guān)系中的問題。如果治療師習慣于給經(jīng)濟狀況不太好的患者開很貴的藥，我們還可以勉強認為他心理治療的技術(shù)上有問題，因為他還不能夠整體地考慮患者的現(xiàn)實處境與他的疾病的關(guān)系；但若他這樣做是因為藥商所給的回扣的影響，那就不僅僅是專業(yè)水平的問題，而應該是醫(yī)學倫理學的問題了。如果沒有經(jīng)濟因素的影響，如果一位治療師在大量療效好、副作用小的新藥物被生產(chǎn)出來之后，還喜歡用療效欠佳、副作用大的老藥，那他就需要從他自己的人格結(jié)構(gòu)、自戀傾向和施虐傾向等幾方面作一番自我反省了。
使用藥物的權(quán)力，一向是醫(yī)生的特權(quán)之一，這本來無可非議。因為用藥事關(guān)健康甚至生死，當然必須是受過嚴格醫(yī)學專業(yè)訓練的人才具有用藥的權(quán)利。但是，在心理治療中，如果這種權(quán)力變成了醫(yī)學背景的治療師自以為優(yōu)越于心理學或者其它背景的心理治療師的理由，或者變成了治療師在人格上高于患者的理由，那這一權(quán)力就會對治療關(guān)系產(chǎn)生極大的傷害。這一權(quán)力的濫用具體表現(xiàn)之一是在用藥的黑箱操作上，即治療師或有意、或無意地不讓患者知道他所服用的藥物的名稱、作用機理和可能有的副作用。我們可以將這類行為理解為治療師對患者的攻擊。
患者對藥物治療的理解和期望因人而異。有的很相信藥物，有的很反感藥物，還有的對是否用藥持無所謂的態(tài)度。但是，我曾經(jīng)問過在我這里做心理治療的幾乎所有患者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有一種藥物，你服了一粒以后心理問題就可以立即徹底解決，而且還可以讓你永遠保持快樂的心情，永遠沒有痛苦和煩惱，這樣的藥你愿意服用嗎？結(jié)果有一些令人吃驚：絕大多數(shù)患者都回答說—-不愿意。看來我們需要的既不是永恒的快樂，更不是永恒的痛苦，而是一種變化的、流動的、讓我們感覺到自己還活著的體驗與情感。所以我們也許并不需要我們夢想了幾千年的、可以使我們永享快樂的靈丹妙藥。愿所有的藥物研制者、使用藥物的治療師以及服用藥物的患者明白這一點。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也許可以為在心理治療中使用精神藥物作出以下幾條規(guī)定：
一、 在治療的早期就告訴患者，也許以后會跟他討論是否用藥的問題，以避免患者對用藥產(chǎn)生誤解；
二、 在討論用藥時應該涉及以下幾個方面的內(nèi)容：為什么要用藥；為什么恰好現(xiàn)在要用藥；患者愿意或者能夠使用什么價位的藥物；治療師推薦使用的藥物的藥名、作用機理（在其能夠理解的前提下）、可能有的副作用、用法、需要使用的時間的長短；
三、 解釋藥物治療的局限性；讓患者理解藥物只能減輕或者消除癥狀，不能消除引起癥狀的內(nèi)心沖突，或者用中醫(yī)的說法：藥物只能治標，不能治本。
四、 對藥物引起的心理依賴做出解釋；
五、 把藥物治療看成是心理治療的一部分，通過患者對藥物治療的態(tài)度理解治療關(guān)系的狀況；
六、 藥物治療的時間應該短于心理治療的時間，以便處理心理性戒斷反應，減少癥狀復發(fā)的可能性。心理治療在精神科領(lǐng)域的應用及相關(guān)問題
很多年以前，一位在我們醫(yī)院工作的德國護士告訴我，如果你栽一缽花，如果你每天都對著花講幾分鐘話，那花就會開放得鮮艷一些。當時我想，那不過是一位不解世情的小女孩對浪漫和溫情的向往的投射而已：她需要，所以她認為花也需要。
也是很多年以前，在報紙上讀到，一些西方國家的農(nóng)場主每天給奶牛聽幾個小時的輕音樂，奶牛就可以多產(chǎn)奶。讀完我笑了，想那些愚蠢的資本家應該到中國來進修一下，學學中國成語“對牛彈琴”是什么意思。
很多年過去了，在對這個世界和對人性本身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后，我發(fā)現(xiàn)不懂的和需要學習的恰恰是我自己。人的很多需要，特別是我的病人的很多需要，總是被我忽略；我躲在精神病癥狀學診斷標準和精神藥物背后，干著機器人和獸醫(yī)也能干的事情，卻還自以為自己是真正的“人的醫(yī)生”。
我現(xiàn)在認為，心理咨詢和心理治療（雖然二者有一些區(qū)別，但以下為行文方便，將二者統(tǒng)稱為心理治療）的基本原則，可以而且必須用在精神科的每一個角落，針對每一種精神科疾病的每一個發(fā)病階段。尤為重要的是，這些基本原則還應該用于調(diào)整和重建精神科領(lǐng)域內(nèi)的醫(yī)患關(guān)系。不輔以心理治療的藥物治療是殘缺的治療，沒有經(jīng)過心理治療培訓的精神科醫(yī)生，絕不是一個合格的精神科醫(yī)生。
以下我們看看心理治療在幾種疾病中的使用。
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用google搜索“植物人+母愛”，得出575個結(jié)果。其中一大部分講述的是，母愛是如何使一個植物人康復的。“人非草木，豈能無情”？意思是說草木本是無情的。一個人被現(xiàn)代醫(yī)學稱為植物人，那意思就是說他成了草木，成了一個“無情”、不懂情、或者不能對情作出回應的人，或者是一個不需要用情感（比如愛）來對待的人。但是，事實證明并非如此。一個在生理上處于植物狀態(tài)的病人，一樣也能夠感受到愛、關(guān)懷，當然也就能夠感受到相反的如恨、討厭、忽略等情感。在愛和關(guān)懷之下，有可能使一個植物人重新恢復許多能力，但如果是相反的情感，結(jié)果就可想而知了。
上面的那些新聞提示我們，在治療象腦器質(zhì)性這樣的疾病的時候，除了藥物和其他軀體醫(yī)學手段，關(guān)愛也是醫(yī)生可以使用的手段之一。從根本上來說，關(guān)愛應該是一切醫(yī)療手段的基礎(chǔ)。而所有心理治療共同的基本原則就是關(guān)愛。
再看一看英國著名精神分析師Sandler在他的《病人與分析師》一書中的兩段話：
羅斯菲爾德(Rosenfeld，1952，1969)指出，從紐伯克(Nunberg，1920)對緊張型精神分裂癥病人的移情現(xiàn)象的觀察開始，越來越多的精神分析師對弗洛依德最初的觀點提出了質(zhì)疑，他們認為移情確實可以在精神病人身上出現(xiàn)。值得提出來的是，Sullivan（1931），F(xiàn)edern（1943）和Rosen（1946）均屬于這些作者。
移情的概念可以合理地運用于精神病人與其治療師的相互關(guān)系方面。甚至最嚴重的緊張型精神分裂癥病人，在理智恢復后也顯示出在其患病期間與他人接觸的重要感覺痕跡。
如果說緊張型精神分裂癥是“最嚴重的”精神疾病，這樣的病人康復后都有“在其患病期間與他人接觸的重要的感覺痕跡”，那我們在對待一切精神病人時都要小心了，我們對他們的態(tài)度，他們會記住的，并且會對他們產(chǎn)生影響。
有人認為，精神分裂癥的急性發(fā)病階段只能使用藥物治療。這也是不正確的。目前世界上有幾個國家的精神科醫(yī)生，已經(jīng)嘗試了精神分裂癥的非藥物治療，即所謂Soteria。以下是一篇文章的摘要。
ABSTRACT: The author reviews the clinical and special social environmental data from the Soteria Project and its direct successors. Two random assignment studies of the Soteria model and its modification for long-term system clients reveal that roughly 85% to 90% of acute. and long-term clients deemed in need of acute hospitalization can be returned to the community without use of conventional hospital treatment. Soteria， designed as a drugfree treatment environment， was as successful as anti-psychotic drug treatment in reducing psychotic symptoms in 6 weeks. In its modified form， in facilities called Crossing Place and McAuliffe House where so-called long-term “frequent flyers“ were treated， alternative-treated subjects were found to be as clinically improved as hospital-treated patients， at considerably lower cost. Taken as a body of scientific evidence， it is clear that alternatives to acute psychiatric hospitalization are as， or more， effective than traditional hospital care in short-term reduction of psychopathology and longer- social adjustment. Data from the original drug-free， home-like， nonprofessionally staffed Soteria Project and its Bern， Switzerland， replication indicate that persons without extensive hospitalizations (<30 days) are especially responsive to the positiv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the well-defined， replicable Soteria-type special social environments. Reviews of other studies of diversion of persons deemed in need of hospitalization to “alternati-ve“ programs have consistently shown equivalent or better program clinical results， at lower cost， from alternatives. Despite these clinical and cost data， alternatives to psychiatric hospitalization have not been widely implemented， indicative of a remarkable gap between available evidence and clinical practice. J Nerv Ment Dis 187:142-149， 1999
雖然文中說道Soteria比其他方法要便宜一些，但估計如果在中國操作，可能會比其他治療要貴一些。但這不能作為阻止推廣這一療法的理由。器官移植很貴，卻沒有聽到有人以此為理由說我們不需要研究和實施器官移植手術(shù)。再者，促進國家福利政策和法制法規(guī)向精神病人這一弱勢群體傾斜，也是精神科醫(yī)生義不容辭的責任。
我曾不止一次地親眼目睹醫(yī)生當著整個病房工作人員的面，問一位明顯沒有智力障礙的大學生病人100連續(xù)減7的問題。這里面包含的輕視是不言而喻的。但這還不算太可悲，因為智力檢查是被要求的；更可悲的是，那些大學生還一本正經(jīng)地回答，沒有表現(xiàn)出絲毫的憤怒。這是一種被暗示出來的可怕的“自知力”：我是不行，我需要智力測驗，我只配被輕視、被侮辱。想想看，這樣的感覺痕跡留下來，即便是癥狀消失了，對疾病的自知力恢復了，他們又有什么信心恢復自信和社會功能？精神科醫(yī)生如果只致力于病人癥狀的改善和對疾病的自知力的恢復，而不管病人的社會功能的恢復，那算不得善始善終。人數(shù)眾多的在藥物的作用下沒有了癥狀和“知道自己有病”的重癥精神病人還呆在家里，在較大程度上就是我們精神科醫(yī)生工作沒做好的證據(jù)（這種現(xiàn)象當然也有其他因素在共同起作用）。一個懂得心理治療的醫(yī)生，即使在一個精神分裂癥病人病得最厲害的時候也尊重病人的人格，保護他的自尊和自信，為他最后恢復社會功能做準備。
精神病院封閉病房的鐵門鐵窗，與其說是在保護病人的安全和公共安全，倒不如說是在展示我們精神科醫(yī)生的虛弱、膽怯和無知。我們把病人關(guān)在屋里的同時，我們自己也失去了醫(yī)者的勇氣和榮耀。一些國家的精神病人可以在許多地方：封閉式病房、開放式病房、白天醫(yī)院、中途宿舍、工療站等等；我們的病人則要么家里，要么封閉式病房，只有很少的時間去門診拿一點藥。拿藥時的情景可以歸納三句話：圍一大群人—-其他病人和家屬都圍在醫(yī)生旁邊，病人完全無隱私可言；說上三句話—-醫(yī)生既沒有時間、也沒興趣聽病人說得太多；拿一大堆藥—-這是醫(yī)生唯一能給的、也是病人唯一能得到的。
不愿意跟精神病人建立平等的、有雙向情感交流的關(guān)系，原因可能來自醫(yī)生自己內(nèi)在的恐懼，他們不面對精神病人的非理性的、負性的情感等等，實際上是害怕自己內(nèi)心的非理性和負性情感被激活。
從大的背景上看，醫(yī)患關(guān)系是社會總體人際關(guān)系的一部分。在中國，親友之間的關(guān)系可以是很溫情脈脈的；這樣的人際關(guān)系的距離，比西方國家的人際關(guān)系的距離要近得多。但是，非親友關(guān)系（陌生人之間）的距離，卻又過遠，在陌生人之間，甚至明顯地有一些敵意。按照趙旭東教授的說法，就是中國人把圈內(nèi)人和圈外人分得很清楚。這樣的人際關(guān)系特點，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醫(yī)患關(guān)系。正常人算一個圈子，精神病算一個圈子，精神科醫(yī)生屬于正常人圈子，似乎對少數(shù)派的精神病人圈子有幾近天然的“排斥”。排斥的工具，以前是鐵門鐵窗，而現(xiàn)在則更多地是藥物，名目繁多的診斷則一直都是幫兇。精神科醫(yī)生經(jīng)常用藥物從情感上將病人拒之于千里之外，而要找一個理由跟一個人保持距離，再沒有比說他是瘋子更好的理由了。
癥狀學的分類當然是必須的，ICD、DSM和CCMD分類診斷標準，加深了我們對病人疾病的那一方面的理解，是許多杰出的精神病學家智慧的結(jié)晶。但是，我們不能把它們作為屏障，隔離了我們和我們的病人，使病人成為我們的異類，使我們不面對病人的正常的思維、情感和行為，不能面對人類每一個獨立個體的命運。所以，一些現(xiàn)代心理治療學派有“去診斷”的做法，即不對病人下診斷。這種做法至少可以不讓病人背一生的思想包袱。
有一段時間，一些醫(yī)生在爭論精神分裂癥改名的問題。提議改名的一方說，“精神分裂癥”這一名稱，已經(jīng)具有一些非精神科專業(yè)的、社會學上的意義，具體地說，就是這個名稱里已經(jīng)包含許多的貶低、歧視、恐慌等等負性的東西，這些東西會最終導致病人回歸社會的困難。動此念者不僅有豐富的心理治療知識和卓越的對世情的洞察力，還有著仁者的慈悲心腸。比較起來，那些以各種理由反對改名的人，他們的知識和用心就很叫人懷疑了。
從國家的策略上來看，如果在精神病學領(lǐng)域一味地只重視精神科的生物學基礎(chǔ)的研究，而忽略了在心理治療方面的投入，那就象是父母只重視孩子的冷暖，而忽略孩子的精神方面一樣。
心理治療在治療神經(jīng)癥等其它非重癥精神病上的效果是毋容質(zhì)疑的。遺憾的是，以診斷為中心的思維方式在神經(jīng)癥的治療領(lǐng)域里也流毒甚深。各個精神病院的門診就不說了，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心理學相關(guān)網(wǎng)站上，隨時可見“帽子滿天飛、標簽處處貼”的慘境。那些“帽子”，有些是所謂“專家”給的，有些是自己給自己“買”的，還有一些是相互贈送的。我見到的最荒唐的一次，是一個人照著診斷標準，給自己一口氣下了七個診斷，可笑的是，僅僅只看癥狀，你還不能說他是錯的。
從現(xiàn)在心理治療在中國的發(fā)展上看，前景還是樂觀的。畢竟我們已經(jīng)開始改變，盡管速度還不太令人滿意。在我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武漢大學附屬人民醫(yī)院的王高華教授告訴我，他做主任的精神科將把三分之二的病房做成開放式病房，其遠見卓識令人欽佩不已；楊德森教授和肖澤萍教授提議在精神病學年會上做與心理治療有關(guān)的討論，則是一個可能使二者相互影響、補充和融合的良好開端。
人類個體的命運，從來都是全人類命運的縮影。一個沒有善待精神病人的社會，決不是一個寬容的、先進的社會。精神病人作為個體和群體，如果他/她/他們的命運得不到改善，整個人類的命運也是岌岌可危的。從狹義上來說，精神病人的命運，是跟精神科醫(yī)生的地位和價值聯(lián)系在一起的；絕不可能出現(xiàn)精神病人地位低下而精神科醫(yī)生被社會重視的情況。遺憾的是，我們很多醫(yī)生，在做著既打擊病人同時又打擊了自己的事。
1994年，我和武漢市江岸區(qū)政府的領(lǐng)導在漢堡參加了德國社會精神病學年會。參加該會的有數(shù)千人，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精神病人。在年會的開幕式上，首先發(fā)言的是一位康復了的精神病人，然后是德國精神病學泰斗、我的老師Klaus Doener先生。對一個精神科醫(yī)生來說，最大的榮譽可能莫過于你的病人可以在數(shù)千人的會議上發(fā)言，可以對醫(yī)患的合作發(fā)表自己的看法了。所以我個人認為，中國的精神病學年會如果沒有我們治好了的病人參加，那將是一個很大的遺憾，也是一個很大的羞恥。
阿Q精神與認知治療
最近有人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阿Q精神與認知治療有什么區(qū)別。由于前者涉及到一本著名小說中的著名人物，而且該人物的性格特征又與我們民族的某些“族性” 有相似之處，后者涉及到一個大的心理治療流派，所以這同時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本文試圖在多個層面和多個背景下回答這個問題。
一、僅僅在認知–情感之間的互動模式上，兩者沒有區(qū)別。也就是說，在作為剌激物的事件相同時，一個人對該事件的情感反應的性質(zhì)與強度決定于他對該事件的看法。這是認知治療和阿Q精神勝利法的共同心理機制。
二、兩者在目的上沒有區(qū)別，都是想避免情感上的恐懼、焦慮，減輕挫敗感，維護自我的尊嚴和完整。
三、共同的心理機制也決定了手段的相同。亦即通過對認知的干預來達到目的。
四、如果用精神分析的防御機制來“攻擊” 二者，使用的詞匯一樣：合理化防御。
五、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眼里，二者都充滿了能夠活下來的“適者” 的智慧。中國傳統(tǒng)中更有一句近于諂媚的話，叫做：識時務者為俊杰。
六、以上只是在狹隘的純心理機制的框架內(nèi)討論問題。但人同時也是社會的動物，一種心理機制的習得和使用都有其深遠廣闊的歷史和文化背景的原因；而且在文化的積淀中，某一些特定的語匯已經(jīng)被賦與了獨一無二的含義，不可改變也不可替換。阿Q精神就是這樣的語匯，它是貶義的，代表了國人的一些劣根性，如懦弱、無知、勢利、投機、麻木等等。同時也反應了作者警醒民眾、激勵斗志的良苦用心。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里，也許再找不出第二個語匯能夠具有如此巨大深刻的內(nèi)涵。我們在使用它的時候所產(chǎn)生的情感波瀾與使用“認知治療” 時大不一樣。
七、認知治療是在對人類的認知活動進行科學研究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起來的一個心理治療學派。發(fā)源地是美國。繼精神分析、行為主義和人本主義三大公認的學派之后，它被稱之為第四大流派的呼聲已越來越高。由此可見其影響之巨。認知治療的基本理論是：一個人對某件事物的情感反應和采取的相應行動取決于他對該事物的看法；認知錯誤或者偏差是導致心理問題的原因，所以也是解決心理問題的最佳切入點。需要說明的是，這里只涉及邏輯層面的認知，而不涉及信仰層面的認知，也就是說，認知學派的治療師不得以自己的信仰為參照系來評判他人的認知的對錯。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種有影響的心理治療學派起源于中國。由于阿Q精神與認知治療在原理上的相似，我們也許可以自嘲地說：認知治療是我們發(fā)明的，遺憾的是被別人搶先申請了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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