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為何變成賭場（上）
廈門心理咨詢-德仁心心理咨詢：教育為何變成賭場（上）
今年五月，美國司法部曝光了美國名校招生賄賂丑聞，指控50人涉嫌參與“購買”耶魯、斯坦福等大學入學資格，行賄者多是富商、高官、明星等社會名流。美聯(lián)邦檢察官稱這是“司法部起訴過的最大規(guī)模入學舞弊案”。其中，中國山東步長制藥的董事長趙濤支付了650萬美元的賄款，為女兒趙雨思打開了進入斯坦福大學的后門。這是迄今為止，美國大學入學舞弊案中，涉案金額最大的一筆。《華盛頓郵報》認為，這是一個關于財富帶來特權的故事，但故事最引人注目之處在于，這些頂級富豪仍然擔心自己的財富不夠多，他們需要通過將子女送入名校以維持身份和地位、獲得更多財富。該報稱，說到底，這是一個贏者通吃社會帶來病態(tài)惡果的故事。美國西北大學凱洛格管理學院副教授勞倫·A.里韋拉的《出身：不平等的選拔與精英的自我復制》一書認為，教育已經成為精英群體自我復制和再生產的路徑。富裕家庭的孩子依然是高校生源的主體，有更多經濟資本的家長可以較容易地讓孩子接受高質量的教育，打造大學錄取委員會青睞的學業(yè)和課外活動簡歷，也能讓孩子擁有與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相關的互動方式，從而讓他們在高收入職位的招聘當中勝出。作者認為，雖然在現(xiàn)實當中，還有少量人流進或者流出精英群體，但從社會最底層一步步登上經濟階梯最頂層的情況越發(fā)少見。
在中國，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教授劉云杉也看到了類似的情形，日前她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的采訪，分享了多年來對于教育行業(yè)的觀察，也談及中國家長愈演愈烈的教育焦慮背后透露出的種種問題。在劉云杉看來，教育已經變成了布爾迪厄所說的“社會煉金術”——成為以家族為單位的積累、傳承與努力的結晶。今天中國的社會結構開始日趨穩(wěn)定，教育作為傳統(tǒng)的上升通道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它不僅關乎個人的命運，更影響著整個家庭的運勢。劉云杉告訴界面文化，“教育當中，既有底層的平等訴求，也有中間階級經營、投資的策略，還有隱秘的財富階層對繼承人的傳承和庇護。教育變成了一種賭博，成為各種力量的博弈?！背穗A級固化的因素，這些年的教育改革過程，反而更加重了家長的教育焦慮。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渠敬東曾經指出：今天教育最大的問題是，國民教育里最好的資源都退出了教育，每個家庭因此而為市場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代價，“孩子從小就明白，拿高分是用資源換來的。”匯豐銀行2017年公布的《教育的價值：登高望遠》全球調查報告也證實了這一觀察，報告指出，近六成的中國家長讓孩子接受自費教育，大多數(shù)（93%）家長目前或曾經給孩子上私人補習，74%的中國家長因為孩子的學業(yè)而放棄休假、個人愛好等。劉云杉表示，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情況，是因為在教育公平的訴求之下，學校提倡減負，卻使得教育的培育功能和篩選功能產生了離奇分裂，導致學校教育的權威性下降，最終，家長又不得不以經紀人的方式重組孩子的教育資源。“圍繞錄取學校的排名、選擇專業(yè)的冷熱、考生的名次、競賽的獎項、自主招生的成績，每一項指標都是一筆生意，甚至一條產業(yè)鏈?！?/p>
“防止下滑和力爭向上，是所有階層在代際傳遞中的日常焦慮”
界面文化：首先想和你聊一聊教育焦慮的問題，為什么很多人覺得過去家長的教育焦慮沒有那么明顯，但近年來卻越發(fā)嚴重？劉云杉：教育焦慮與很多因素相關。首先是社會結構，在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時間里，普通民眾都習慣了向上流動；然而，今天社會結構已經日趨穩(wěn)定。教育作為傳統(tǒng)的上升通道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而且，在獨生子女的家庭結構中，家長不允許孩子失敗，也不接受孩子平庸。這樣的教育投入已經扭曲了教育，教育不再是常態(tài)的教育，它更像是一個賭場。另一個因素是二代崛起，這不再僅是中國現(xiàn)象，而是一個全球問題。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中，最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年輕人手持《21世紀資本論》，高喊：我們就是99%！《21世紀資本論》的研究指出：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總財富的60%，他們擁有的財富是社會平均財富的6倍，如果每個成人的平均財富是20萬歐元，那么最富裕10%就有人均120萬歐元；這一群體內部也極端不平等，最上層1%的人均財富是500萬歐元，其余9%的人均稍低于80萬歐元。
這本書的作者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指出：人們曾經相信經濟增長的大潮會讓所有的船只都揚帆遠航、所有的群體都能共享增長的紅利。然而，更長時段、更多類型的研究卻發(fā)現(xiàn)，事實不是這樣，勞動收入的不平等只是溫和的不平等，資本收入的不平等才是極端的不平等。財富階層已經清晰地出現(xiàn)，“靠工作還是靠遺產”成為新的糾結，這是“拼爹”現(xiàn)象的經濟邏輯。中國40年的改革開放同樣孕育了財富階層的形成。人們驚愕地發(fā)現(xiàn)，勞動收入不平等帶來的只是溫和的不平等，房地產、金融資產等資本收入的不平等才是更為極端的不平等。有的人手里有很多套房子，有股票、有各種形式的財產，而另一些白手起家的人，即便是每月能掙兩、三萬，在北京這樣的城市也過得捉襟見肘。在改革開放的40年里，大量中產階級也出現(xiàn)了。防止下滑和力爭向上，成為所有階層在代際傳遞當中的日常焦慮。界面文化：教育焦慮產生的原因，除了階層固化，還有其他嗎？你曾經說，如今，教育的培育功能和篩選功能產生了離奇分裂，所以父母會產生焦慮嗎？劉云杉：我們的教育為什么讓龜兔（指不同稟賦的人）比賽跑步？是因為教育具有篩選功能，也因為我們國家特有的社會結構。如果照搬北歐的教育制度與社會制度，烏龜和兔子可以不去比賽跑步，可以多元選擇、自由發(fā)展。但是在中國，需要靠教育來進行人才分類與人才篩選，因為優(yōu)勢資源有限，因此競爭激烈，一定要在一起決出一個高下之分。
培育在先，篩選在后。但是，在教育公平的訴求之下，烏龜不能明顯地失敗，所以大家跑得都很慢。學習內容繁難偏舊，跑得快的、天分很好的兔子不得不陪著烏龜，在低挑戰(zhàn)、低刺激的重復學習中，適應烏龜?shù)乃俣?，學業(yè)負擔既沉重、又低效。因此，教育部主導課程改革、學校減負、快樂教學，進而是考試改革。結果是什么呢？高考越來越簡單，考分越來越高，一個分數(shù)段有上千個考生，這樣的考試的篩選的價值越來越弱?？墒牵Y選是對人才的分層分類，如果沒有篩選，這個社會如何進行分層分類呢？篩選一定會發(fā)生的，于是，學習過程中的減負和學習終端的篩選（中考和高考）出現(xiàn)了分離。過去，我們相信學校教育是全能的，學生在學校里學得好，就能考得好?？墒墙裉?，學生在學校里的過程性考試都是高分，90分、100分，都很happy，可一到利害相關的選拔性考試，分數(shù)就很低，差異就非常大，家長就會對學校教育的的專業(yè)性產生懷疑。過去，在培育功能和篩選功能沒有分離的時候，學校比較權威和全能，家長把孩子交給學校是放心的。而今，學校的教育功能被不恰當?shù)厝趸?，家長不得不以經紀人的方式，重組孩子的教育資源。教育改革的第一季是“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之爭，第二季則出現(xiàn)了精約教育和博放教育兩種理念型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界面文化：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渠敬東認為，今天教育最大的問題是，國民教育里最好的資源都退出了教育。而現(xiàn)在的教育讓位給市場化的教育企業(yè)。這其中是否有教育市場化的問題？
劉云杉：是的，減負將公立教育的手腳捆綁住了，減負以后教育最核心的部分——教學與育人分離了，既出現(xiàn)了無育人價值的教學，也出現(xiàn)了無教學價值的育人，教學的價值在學校與培訓之間被雙重扭曲了。在減負背后，考試、教育中最核心的知識在哪里獲得？外包到校外輔導機構、培訓機構當中去了。我的同事王蓉（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教授）的研究指出“教育的拉丁美洲化”現(xiàn)象，舉例來說，在上海，公立教育的權威在不斷下滑，私立教育能提供更好的教育供給；在北京，雖然公立教育看起來很強，但是公立教育和校外的培訓機構又非常復雜地嵌套在一起。
我們剛才提到教育改革，第一季是“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之爭，即培育功能與篩選功能的分離；到了第二季，則發(fā)生在學校教育內部，出現(xiàn)了精約教育（強調嚴格的制度和紀律，用“苦中苦”實現(xiàn)“人上人”的目標）和博放教育（將約束力降到最低，主張解放學生，讓學生在集體之外成長）兩種理念型，這對“理念型”教育模式后是中國社會的斷裂：大城市尤其是社會中上階層開始體驗與享受素質教育的成果，而中小城市、鄉(xiāng)村與社會中下階層信任與選擇的仍是“應試教育”；中國社會的中上階層與中下階層在對“繼承人”的培養(yǎng)途徑上出現(xiàn)了明顯的分歧。但再仔細研究，校內的博放教育依賴校外培訓機構中的精約教育，體制內的素質教育和體制外的應試教育既奇怪又自然地組合在了一起。界面文化：你剛才提到家長的“經紀人”角色，這一代父母在思想意識上和之前的父母是否也大為不同？劉云杉：去年，做社會學研究的楊可（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學研究》編輯部編輯，社會學所的助理研究員）提出了“母職的經紀人化”的概念。在教育市場化后，母親的角色變成了一個新的經紀人。選擇什么樣的學校、進什么樣的機構和培訓班、選擇什么樣的老師和學習同伴，都要靠母親來經營。學校提供的服務和網絡課程、校外課程都被相提并論，成為了課程超市。作為精明經紀人的母親可以在不同套餐里面為孩子選擇合適的東西。現(xiàn)在的年輕父母是大學教育的產物，他們是大學培養(yǎng)出來的、中產階級化的人，他們的育兒特征是相信書本、惟新是從，不再相信傳統(tǒng)和經驗，你的母親可能會按照你外婆的經驗帶孩子，可是現(xiàn)在年輕的父母愿意相信一切書本的東西，也愿意相信一切國際化的東西。我常常疑惑：為什么有那么多西方早就已經過時的、有問題的教學法，比如積極心理學、STEAM等，改頭換面地搬到中國來之后，會有那么大的影響力？年輕的父母特別愿意嘗試，在沒有經驗與常識作支撐的情境中，他們很樂意去接受西方舶來的觀念與做法。其實，我們此起彼伏的教學改革中，經得起推敲的東西是非常少的。真正有用的東西是簡單的、穩(wěn)定的、常識類的經驗。界面文化：今天的父母還尤其關注奧數(shù)之類的可以給自主招生加分的課程。這是不是對家庭要求更高了？
劉云杉：對?；A教育在減負，高考在降低難度，這極大地毀壞了考試的權威性，于是就有了自主招生，伯樂被逼出來自己挑馬。自主招生本意為不拘一格選人才，可是，培訓機構又聞到了商機，出現(xiàn)了馴獸師、馬販子，千里馬突然大批冒出來了。如果說傳統(tǒng)高考后的刷題策略像訓練小白鼠，那么，升級版的奧數(shù)像是馴獸，競爭的成本越來越高，不僅需要持久地專注、堅定的意志，也需要對智力、天賦超常的迷信，以及精明的眼光、昂貴的投資——這已經變成理性的經營，家庭、學校與培訓機構在教育消費邏輯下日漸趨同，共享一套相似的經營原則。圍繞錄取學校的排名、選擇專業(yè)的冷熱、考生的名次、競賽的獎項、自主招生的成績，每一項指標都是一筆生意，甚至一條產業(yè)鏈。界面文化：出發(fā)點是對教育公平的訴求，最后為何導致了這么激烈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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